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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志中的共产党员之王超北
发布时间:2021-09-28 17:54:44    新闻来源:本站   浏览次数:102

  王超北(1905~1985),又名士奇,化名庞智。先辈原住澄城县西河,1900年年荒中移住呼家庄。其父王丰轩,经营商业,渐至富有。王超北自幼随父在西安上学。

  1922年由省一中毕业后,即考入南通医专。但他对学医并无兴趣,故于1923年又转入上海大学,当年便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由杨钟健、杨晓初为主要领导的旅京、津、沪上学的陕西青年的政治性社团组织共进社。1925年,王超北在西安经武思茂、魏野畴介绍转为共产党员,随后受组织派遣回澄城。一方面在澄城中学以教学作掩护,一方面与张仲超(三原人,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澄城中学任教,后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烈士)一起创建共青团澄城特支。同年5月4日,西安省立一中学生在操场举行足球赛时,无意将球踢出墙外,落到隔壁吴新田(陕西军务督办)驻军的院内。学生前去讨要,吴军不但不给球,还对学生进行毒打。在校学生闻讯后,便集体前往营救,而吴军却以铁锨、棍棒和刺刀,打伤、刺伤四十多名学生。驻军的暴行,激起了西安各校师生的极大愤怒,驱吴运动遂在全市展开。陕西省学联向省内外各地发出了求援电讯,又向各县派出了宣传队。宣传队来到澄城后,王超北便与宣传队负责人张鼎安、澄城中学学生会负责人杨森定一起,组织成立了“澄城各界驱逐军阀吴新田后援会”,组织学生印发传单,张贴标语,游行讲演,开展了一系列活动。5月30日,上海群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领导工人罢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当游行队伍到公共租界时,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造成惨案。共产党地下组织便领导上海各界罢工、罢课、罢市,各地纷纷响应。这一消息传到澄城后,王超北和张鼎安、杨森定便立即组织成立了“澄城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并将两个后援会合为一体,从而点燃了澄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烈火。随后,他又与澄城其他的爱国人士发起组织了“县政咨议会”,把澄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引向深入。他所写的《非驴非马的澄城议会》一文,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后,引起很大震动。7月,他受地下党组织派遣,去延安省立四中任教,并在省立四中创建了延安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肤施支部),他任书记。

  1926年春,王超北由延安回到西安。这时直系的镇嵩军总司令刘镇华率8个师包围西安,王超北也被困在西安城内。他受党组织的指示,与罗承运、李茂堂(二人均为渭南县人、中共地下党员)等,组织青年学生刻印传单、刷写标语,进行反围城、反军阀的斗争。在长达8个月的围困中,民无粮食,树皮、草根都快要吃完了,饿死的人甚多。王超北、罗承运他们目睹此惨状,悲愤至极。他们协同方鉴昭、方爱兰(姐妹俩,系中共党员方仲如的妹妹)说服其家人,拿出米、面、衣物,救济缺吃少穿的青年和抗敌守城的部队。当年11月,在冯玉祥、于右任率领的国民军联军的支援下西安解围。

  1927年大革命中,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王超北又回到澄城。经中共地下组织研究决定,他到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二师(师长高峻,部队驻防在澄城县寺前镇)任政治处处长,并与王澍德、吴佐成、王谦益等在竞化小学成立了国民党澄城临时县党部,积极发展组织,支持当地农民运动,组建澄城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为农民运动的开展打开局面。接着他与吴佐成、吴卜亭等在澄城县寺前镇一带于4月正式成立了澄城县农民协会,由吴卜亭任会长,下辖东南区和西南区两个农民协会,会长分别为张子箴和马少卿。有32个村农协,7000多会员,隶属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

  1928年6月,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共产党员转入地下活动。为配合渭华起义,王超北在二师策动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他被调回中共陕西省委工作。8月,他任中共中央军委特科陕西特派员,同时任陕西省警卫团(团长张汉民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中央军委特科特派员,杨虎城部队旅长)军需处处长。这期间,王超北积极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以单线秘密联络建立情报网络,利用各种可利用的关系,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并通过西安竹笆市同聚军衣庄这个中共秘密情报站,搞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1935年夏,王超北为陕北红军秘密转送的第二部电台,由西安经澄城,曾在澄城几次转移。在敌人闻知后尾追堵截之际,他都随机应变,化险为夷,最后又绕道通过别的路线最终将电台安全转送到陕北。这对陕北红军的通讯联络及其与中央红军的情报传递和联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王超北的共产党员身份被公开,他被组织任命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总务科长。1937年抗战开始后,组织决定王超北到南京,在叶剑英、林伯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上海沦陷前夕,他接受林伯渠指派,和毛泽民一起将五百多吨捐献物品从上海运往解放区。尽管一路上国民党当局封锁得很严密,但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有力支持和广大爱国人士的积极配合下,他们终于将物品安全地运到目的地。上海沦陷后,他曾两次前往香港,购买电台、医药器材和转运国外侨胞、国际友人捐赠的物资。尽管整天活动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但他胆大心细,巧妙周旋。在第二次由香港返回时,广州已失守,走广州这条路已不可能。于是他绕道越南经海防、镇南关(后改名友谊关)进入国境,再经广西、贵州至重庆,行程三万余里,然后安全到达陕西宝鸡,运抵延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仍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指示王超北再次转入地下,返回西安收集蒋介石、胡宗南(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进攻边区、袭击八路军办事处的军事情报。王超北回到陕西后,隐姓埋名,了解国民党军事情报。1939年冬,董必武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成立西安情报处,负责人为王超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西安情报处建立起一条由西安——华阴——朝邑——澄城——黄龙——洛川——延安的地下交通线,下设五个分站,为传递情报和护送革命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0年1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王超北被邀参加。会上讨论健全秘密工作制度等问题。他建议省委:“在敌占区的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必须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此后,王超北表面上是国民党南京特派员,实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指示表面任国民党“中统”陕室专员,实际是中共西安情报处副处长的李茂堂:要利用国民党特务中“中统”和“军统”之间的矛盾,很巧妙地设法引起他们内讧。1943年春夏之交,在王超北策划下,由李茂堂挑动,产生了“CC”系大砸“中统”系大会的内讧场面。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结果李茂堂所在的方面获胜,胡宗南(第34集团军总司令)对他也重视起来。1945年8~9月间,王超北和李茂堂秘密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46年春,王超北经地下党组织研究同意,指示中共地下党员罗承运在西安盐店街49号开设了地下印刷点,取名“春生斋”,对外是打着商业招牌,实际是进行革命工作。1947年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西安的秘密联络点——奇园茶社遭国民党特务破坏,经理梅永和被捕入狱。罗承运将这一情况及时汇报王超北。王超北指示立即以生意倒闭为由关门,让同志们暂离西安,致使国民党特务再破坏的阴谋落空。这时王超北与李茂堂商议,将罗承运安排在西安市东楼巷环境电话处,任急务科长兼人事主任。这儿距王超北住处仅数十米,情报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此院。每当夜深人静,这里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1948年8月,王超北得到蒋介石“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机密,就连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对此尚不知晓。中共中央根据蒋介石的战略机密,作出大兵团作战的决策,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特别是解放战争中的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荔北战役期间,王超北的军事情报,对胡宗南的人事调动、兵力分布、作战部署达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对中共中央指挥解放战争,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说:“庞智是无名英雄。”胡宗南逃跑之前,王在掌握敌特的潜伏破坏活动,争取地方武装力量,联系上层人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贺龙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超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王超北先后共建立了8座秘密电台,收发电报2000多份,24万多字。他还组织了由西安情报处领导的地下武装——民众自卫队。同时,策划国民党部队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王超北任西安警备区副司令、西安市公安局长,对西安市、陕西省以及西北各地的镇压反革命分子、安定社会秩序做出重大贡献。1952年调北京筹组中国国际旅行社。1956年调任外贸部五金矿业公司任副总经理。1958年,中国急需钢材,他带领订货组去西欧国家,在美国对中国封锁禁运的情况下,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完成了订货任务。1962年,王超北写了一篇回忆西安情报处与胡宗南斗争的文章——《古城斗“胡骑”》,被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诬陷为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将他关押,冤狱达17年之久。在关押和流放期间,他写了大量揭发控告材料。1979年他才得以平反昭雪,任五金矿业公司顾问(副部级待遇)。王超北不是诗人,却常常以诗的语言抒发对党对人民的忠忱。1945年秘密去延安途中写道:“抬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春风马蹄疾,鞭快身如飞。”1975年在江西珠湖农场写道:“虎口余生敢交锋,天留铁汉斗康生。流放南国不觉老,引颈北望迎春风。”1980年他身患重病仍豪情不减,又写了:“冤狱廿载气犹豪,革命恨无杀人刀。他日若得龙泉剑,敢与天公斗三遭。”1985年10月7日,王超北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对他一生为革命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叶剑英、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为他送了花圈。遗著有《秘密战线》。

 

(摘自《渭南市志第五卷》王超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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